摄影的乐趣（陈奇军）

右图：1855 年，英国作家爱德华•布拉德利（Edward Bradley， 1827—1889）以“Cuthbert Bede”为笔名，出版了一本讽刺摄影的漫画集—《Photographic Pleasures》（摄影的乐趣）。封面下方还写有“POPULARLY PORTRAYED WITH PEN & PENCIL”（大众肖像的画笔）。

左图：这是世界上最早商业化生产的照相机，采用的是1839 年公之于众的达盖尔银版法摄影术。达盖尔式相机的感光性能很低，拍摄一张照片往往需要15 分钟以上的曝光，因此人像摄影师工作时不得不将被摄者的头部固定住。当感光性能更好的火棉胶湿版法问世后，达盖尔式相机便逐渐受到冷落。（图片选自维基百科）

1855 年，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摄影助手坐在人类首位战地摄影师罗杰•芬顿（Roger Fenton，1819—1869）的马车上。
罗杰•芬顿当年就是用这辆马车，载着他的摄影设备去克里米亚战场的，马车的一侧还写着“PHOTOGRAPHIC VAN”（摄影车）。（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左图：这是一款1860 年前后法国生产的大型木质相机，使用火棉胶玻璃版，画幅为300×300mm，打开时体积约为400×400×700mm。（图文选自中国摄影老相机博物馆）
中图：这是1860 年前后产于德国慕尼黑的斯坦海尔（Steinheil）牌大型木质相机，使用火棉胶玻璃版，画幅为400×300mm。此机打开后体态硕大，体积约为550×550×900mm。（图文选自中国摄影老相机博物馆）
右图：这是一款产于荷兰的中型折叠相机，采用铜质镜头，有4个原装片盒，可拍摄180×130mm 画幅的照片。（图文选自中国摄影老相机博物馆）

大众摄影的前世

在《摄影的乐趣》漫画集出版的年代，最盛行的摄影方法是英国人阿彻（Frederick
Scott Archer，1813—1857） 于1851 年发明出来的火棉胶湿版法。比起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é Daguerre，1787—1851）的银版法和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Talbot，1800—1877）的卡罗法来说，湿版法在感光性能、层次细节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不过，无论达盖尔法、卡罗法还是湿版法，当时所有的拍摄方法操作起来都不轻松，而湿版法还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湿”—从涂感光乳胶到曝光再到冲洗，都得处于全黑且“湿”的状态。摄影师外出拍摄时，必须携带着遮光的帐篷、化学药品、玻璃片、笨重的板架以及一壶水，全套装备通常是整整一马车。更糟糕的是，如果不严格按照技术要领操作，往往前功尽弃。因此，尽管地球人都对摄影术产生好奇且乐于亲自尝试，但这项科技并不是普通人所能掌握，也不会有大众摄影的乐趣。

1879 年，住在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市的一位银行职员—乔治• 伊斯曼（George Eastman，1854—1932）计划去旅行。他花了94 美元买了一套湿版法照相设备—这在在当时来说是相当昂贵的。乔治• 伊斯曼在学习使用这套相机系统期间产生了困惑：假如带着这套沉重的设备远足，一路上还有什么乐趣呢！于是他萌发了一个念头：既然人们对摄影术都感兴趣，为何不能让它变得更小巧一些、操作过程变得更容易一些呢？倘若摄影能给人人带来快乐，将会有多么巨大的商机！

乔治• 伊斯曼苦心研究干版摄影方法，并于1886 年研制出胶卷，从而结束了湿版的历史。但这并不是乔治• 伊斯曼的最终目标，因为光有胶卷并不能实现摄影的大众化。于是，一款使用伊斯曼胶卷的小型便携式相机—柯达相机（The Kodak Camera）在1888 年诞生了。这部相机不仅轻巧，而且易用性很强，就像乔治• 伊斯曼为它设计的广告语那样：“你只管按快门，其余的我们来搞定！”

广告图：在这些KODAK 柯达早期的平面广告中，主角并不是职业摄影师，几乎都是家庭主妇或女孩儿。由此可以看出，柯达当时针对的就是大众摄影群体。

乔治• 伊斯曼离世之后，他的“大众摄影”事业并未终止。柯达公司先后推出过多款简单易用的相机，而1963 年上市的柯达Instamatic 相机还开启了“傻瓜相机”先河，当今最著名的图片分享应用“Instagram”这个名称就源于这种相机。仅仅相机简单易用并不能实现摄影的普及，必须让拍摄以及最终拿到照片的整个过程都变得轻松易行，才能让普通大众乐于享受摄影。20世纪70 年代初，柯达发明出冲洗彩色负片的C-41 工艺，从而让彩色照片冲印店遍布全球各个角落（富士的CN-16、柯尼卡的CNK-4、阿克发的AP-70 均为柯达C-41 工艺的翻版）。柯达的C-41 工艺， 再加上宝丽来（Polaroid，港台称拍立得）成像设备，让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普通大众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体验到了彩色摄影的乐趣。据统计，至20 世纪末数码时代到来之前，美国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拥有了照相机。

大众摄影的艺术时代

美国以外，世界上第二个大力普及摄影的国家并非相机大国德国和日本，而是1949 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大众摄影路线所不同的是，德国相机厂商喜欢在高端创新领域角力；日本厂商最初的兴趣主要是向德国高级相机看齐，直到电子技术长足进步之后，奥林巴斯、理光等厂商才朝“傻瓜”方向努力。而在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摄影器材厂家的出发点是让当家作主后的人民群众也来享受摄影的乐趣，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佬们推动摄影大众化的动机决然不同。1950 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到了“大跃进”时代，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陆续开发出国产照相机。这些相机大都是针对大众消费的简易型号，有的相机除了B门外就一挡快门，有的只有一挡光圈，有的干脆采用固定焦点方式。其中产量稍大的有：天津照相机厂生产的幸福一型和幸福二型、北京照相机厂生产的蓝天牌相机、上海冠龙照相材料商店生产的劳动牌相机、武汉照相机厂生产的友谊牌相机（下页图）。

1956 年成立的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前身）为了推动摄影事业的普及，在已经拥有一种专业摄影刊物《中国摄影》的基础上，又在1958 年创办了针对大众摄影群体的《大众摄影》杂志。尽管中国的相机厂商和摄影组织为摄影“大众化”做出过热情的努力，但无奈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再加上底子太薄，因此对于六万万五千万大众来说，即便是那些简易相机也是稀罕之物。在那个年代，视摄影为业余爱好者在城市里也是万里挑一，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温饱有忧，哪有心思去享受摄影的乐趣。直到上世纪70 年代末，一个县城、一个地区恐怕都没有几台相机，更不用说什么业余摄影爱好者队伍了。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城里人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照相机，但绝大多数农民依然与摄影无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家数据”显示：1985 年，我国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照相机为8.5 部，而农村居民每千户才拥有2 部照相机。

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认为，无论艺术家还是普通民众，吃饱喝足之后都会有欣赏艺术的需求，也有艺术表达的需要。20 世纪90 年代，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艺术表达便成为很多人的精神需要。一些人觉得，在通往艺术殿堂的道路上，摄影要比书法、绘画、舞蹈、文学等手段来得容易且快捷得多。于是，那些有条件摄影的人纷纷加入各种名目的摄影俱乐部，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圈内的认可。中国的业余摄影群体，并不像美国那样主要由端着宝丽来和傻瓜相机的家庭主妇组成，而是那些有艺术追求的摄影爱好者。

尽管一些较早觉悟的人士号召全体摄影者都来从事“人文关怀式”的纪实摄影，但绝大多数摄影爱好者却依然一门心思进行“艺术创作”。 摄影爱好者们每一次拍摄前都要精心构图、仔细曝光，以确保掀动快门的结果能够对得起省吃俭用买来的胶卷，更是希望自己的照片也能给他人带来艺术享受。

大众摄影的记录时代

早在1956 年，人类就已经发明出电子成像技术， 柯达公司在1975 年制造出人类第一款数码相机。除柯达外，日本厂商此时，中国国内一些新闻机构的摄影记者将信将疑地步入数码时代，他们最先尝试的不是数码单反，而是相对成熟的小型数码相机。随着数码相机像素的提高和价格的降低，一些摄影爱好者也购买了自己的第一部数码相机。这一次，中国基本上与世界同步了。

1997 年，世界上第一个“超百万”像素的民用类数码相机—奥林巴斯C-1400L问世。一年多之后，这款相机的售价降到人民币万元以内—在当时来说可谓很高的性价比了。在新世纪到来前夕，小型数码相机市场集中爆发，市场上出现了近20个品牌的小型数码相机。这些数码相机不仅像素越来越高，而且售价也日益亲民。

上图：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把摄影当成了一种业余爱好。摄影爱好者们最喜欢的两类题材是美丽风光和美女模特，因为这两类题材更容易上镜。陈奇军 摄

此时，中国国内一些新闻机构的摄影记者将信将疑地步入数码时代，他们最先尝试的不是数码单反，而是相对成熟的小型数码相机。随着数码相机像素的提高和价格的降低，一些摄影爱好者也购买了自己的第一部数码相机。这一次，中国基本上与世界同步了。

2003 年8 月，佳能公司发布了一款万元价格的数码单反相机EOS 300D。比起那些动辄数万元的专业数码单反相机来说，这款相机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希望。从此以后，数码单反相机不光是职业摄影人干活的工具， 还成了普通摄影爱好者的梦中情人。尼康、柯尼卡美能达等厂家在佳能EOS 300D 的启发之下，也发布了针对大众群体的数码单反相机。

图解：上：2000 年前后受宠的奥林巴斯C-1400L。 下：2008 年发布的世界首款无反相机松下Lumix G1。左：2002 年流行的尼康Coolpix 5000。中：2004 年流行的佳能数码单反EOS 300D。右：2002 年流行的索尼 DSC-F707。

2008 年之后，取消反光镜却可以更换镜头的无反、微单相机逐渐兴盛。一些人觉得，这种机型代表未来，不久就会取代单反相机的主流地位，可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料。统计数据表明，作为岛民的日本人和中国台湾人比较喜欢小巧的无反相机，而大陆居民更加偏爱硕大的单反相机。看来，无反相机要想取代单反的主流地位，在中国内地以及欧美大陆尚需时日。

数码相机易用性的提高和价格的降低，让摄影的普及速度比过去加快了许多，摄影不再像胶片年代那样只是一少部分人的“专利”。或许在一些“资深人士”看来，数码时代的摄影门槛太低，这造成鱼龙混杂的局面，一些人有了数码相机后创作态度不再严谨了，而更多的人是“胡拍”、“乱拍”，从而让照片泛滥成灾。但数码时代的多数摄影爱好者并没有成为摄影艺术家的远大理想，他们只不过觉得数码相机是“零成本”的拍摄工具，有了它以后就可以尽情享受记录生活的乐趣，别管居家生活还是外出游乐，无论吃喝拉撒还是花鸟虫鱼，都可以随心所欲按动快门。也对这种可以反复使用感光介质的相机产生了兴趣。由于数码单反相机的门槛儿太高，再加上市场极小，所以多数厂商都把研发兴趣放在了民用类小型数码相机上面。在众多的试水产品中，1995 年上市的卡西欧QV-10 是最早赢得民心的一款。卡西欧QV-10 尽管只有25 万像素，但是其相对低廉的售价让普通大众意识到：自己也有可能拥有这种“零成本”的拍摄工具。

图：这是本刊根据CIPA 统计数据制作的曲线图，反映的是全球胶片相机市场年度出货量变化情况，时间跨度为1977 年至2008 年。2008 年之后，胶片相机的产量已经降低至忽略不计的程度，CIPA 也停止了统计。表格显示，胶片相机从1977 年以来，产量一直上升较快，在1998 年到达顶峰，之后便迅速下降。而1999 年，正是民用类数码相机进入实用阶段的时间节点，2003 年则是数码相机的出货量超过胶片相机的时间节点。

图：这是本刊根据CIPA 统计数据制作的曲线图，反映的是全球数码相机市场年度出货量变化情况，时间跨度为2003 年至2014 年。在CIPA 公布的数据中，专业类数码相机占比极少，数据主要反映的是普及类相机出货量情况。图表显示：从2009 年开始，不可更换镜头的数码类相机开始下滑，近年来下滑速度加快，这不排除全球金融危机等因素，而更主要的因素在于智能拍照手机的崛起。而可更换镜头类相机（主要是单反和无反）从2012 年之后也开始下滑。为了适应大众摄影交流时代，相机厂商纷纷为相机加载了Wi-Fi 和NFC 功能，以便方便相机用户分享照片，但没有阻挡住相机销量逐年下滑的颓势。

图：这是本刊根据CIPA 统计数据制作的柱状图，反映的是全球可换境头相机市场年度出货量变化情况，时间跨度为2012 年至2014 年。从2012 年起，CIPA 开始将单反相机和无反相机分别进行统计。从柱状图可以看出，单反相机的全球市场出货量呈逐年下降趋势。2013 年，无反相机的出货量相比上年也有所下降，而2014 年与上年几乎持平。

图：这是本刊根据中国影像门户网等媒体的联合调查结果制作的饼状图，反映的是2014 年度照相机和拍照手机在中国内地市场的占有率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智能拍照手机的绝对优势。当人们都以为智能手机代表未来时，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李易却说：“智能手机的黄金发展周期也就三五年，随着技术进步，手机很可能都将不复存在，换句话说，手机将被重新定义。”李易认为，再过几年，世界的流行趋势，会从手持移动终端变成可穿戴式终端，当我们大多数人都有智能眼镜或者手表的时候，智能手机的价值就会降低。

大众摄影的交流时代

柯达公司尽管后来进入专业摄影器材领域，但以“大众摄影”起家的柯达一直都没有忘记大众摄影的乐趣。柯达市场调研员经常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尾随摄影爱好者光顾相机商店，目的是了解大众需求，对未来做出正确的预判。早在民用数码相机兴起之时，柯达公司就预感到，大众摄影的兴趣点会从“随意记录”转型为“即时分享”。2003 年，柯达在数码相机方面大力推销自己的“EasyShare”（容易分享）概念。乔治• 伊斯曼的后继者们似乎像他们的先驱一样，又一次站在了时代前沿。从美国数码相机市场当年的市场调查数据也能看出，柯达的数码相机战略转型成功了。2004 年，柯达的EasyShare 数码相机在美国的占有率有了明显上升。但，柯达在消费类数码相机领域还是失败了。2012 年2 月13 日，柯达宣布退出民用数码相机领域—最早倡导“大众摄影”概念的柯达公司彻底背叛了自己当初的理想。

与其说是柯达的背叛，不如说是柯达的无奈。当柯达在民用类数码相机领域拼命挣扎之时，正是移动互联终端大爆发时期，这个时代到来的标志就是苹果公司发布的iPhone 智能手机以及谷歌公司的开放型安卓手机操作系统。众所周知，智能手机可以通过QQ、微信以及各种各样的App（应用程序）非常方便地实现即时分享，而柯达的“一键分享”方式必须与电脑连接起来才能实现分享，且无法“即时”。柯达尽管早就预知未来，但与智能手机的即时分享相比，柯达自创的“一键分享”还是太落伍了。

智能拍照手机的兴盛，让本来蒸蒸日上的数码相机市场急转而下。日本国际相机影像器材工业协会（CIPA）统计数据显示，自2009 年开始，不可更换镜头相机市场开始下滑，2012 年之后更是加速滑向深渊—风靡十余年的卡片机似乎末日临近。卡片机的败局并非来自金融危机，而是智能拍照手机的替代，特别是性价比高的中国智能手机兴盛后，低端卡片机市场价被进一步拉低，不少机型价格降低到人民币500 元以下。即便如此，照相机都没有在中国普及。“国家数据”显示：2012 年，中国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照相机为46.4 部，而占人口总量一半以上的农村居民每百户才拥有照相机5.2 部。但是“国家数据”却说明，手机在中国迅速普及：2012 年，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手机为212.6 部，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手机197.8 部。工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的手机用户总数达到12.86 亿，其中约70％的用户使用移动互联网。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当一些中老年摄影爱好者在传统摄影舞台上尽情享受着“艺术创作”或“记录生活”快感之时，更年轻的摄影群体已经将热情洒在了Instagram、快拍快拍等摄影交流平台上。在美国，有一个叫做Snapchat 的“阅后即焚”摄影交流平台很受年轻人欢迎，这里的所有照片都会根据用户预先设定的1-10 秒时间“阅后即焚”—照片除了交流之外，已别无他用。

从胶片相机到数码相机，从卡片相机到智能手机，从智能手机到穿戴设备，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人类的摄影方式，更引发了大众摄影的兴趣转移—不知不觉中，大众摄影的交流时代已悄然来临。

结语

交流，对于人类为何如此重要？因为人类所有的智慧和力量都源于此。为了获取智慧和力量，人类编织了一张又一张关系网，但人类一直渴望拥有一张超级巨网，以便让每个人都能尽情享用地球人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有人把地球智慧的总和形容为“全球脑”，在这个大脑中，每一个个体精神都相当于一根神经元。只有当这根神经元与大脑连通后，人类才能超越精神的障碍和束缚，才能克服思想的偏见和误解，个体精神才能变得更加丰富与精彩。为了让每一根神经元与全球脑实时相连、让地球智慧的所有信息都能快捷有效地传递，人类在拥有语言、文字、电报、电话等交流工具的基础上，又依靠电子技术建立了一张超级巨网—互联网。当互联网发展到“移动”时代，时间和空间都不再是即时沟通和获取信息的障碍，人类除了继续利用语音和文字进行交流之外，也将非语言交流工具变得丰富多彩。由于影像更加直观、更加生动且承载的信息量更大，所以摄影就成为互联网上最普遍采用的一种非语言交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