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w-sse-tchen全家照,达盖尔法照相。
图4-1 法国和中国签署条约时,全权代表们聚集在阿基米德号轮船上,达盖尔法照相(照片的正面)
图4-2 法国和中国签署条约时,全权代表们聚集在阿基米德号轮船上,达盖尔法照相(照片背面埃迪尔手写的注释)
1839年,摄影术发明了。在摄影术发明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843年,有一位法国海关职员,乘船从法国出发,于次年到达亚洲,并且使用十分笨重的摄影器材,拍摄了一批内容有关中国的达盖尔法金属版照片。这位历史上第一位在中国的土地上拍照的人,就是法国的埃迪尔(Alphonse Eugenê Jules ltier,1802-1877)。从此,在东方的土地上,揭开了摄影的历史篇章。
1802年4月8日,埃迪尔出生在法国巴黎的一个传统军人家庭。幼年进入拿破仑学校学习,1819年毕业后,通过任职法国海关主管的叔叔的关系,顺利进入海关工作。埃迪尔从普通职员做起,1830年升任稽查员,先后派往海外许多地方视察。他曾经到过圭亚那、塞内加尔等地区工作,1842年开始尝试刚刚发明不久的达盖尔法摄影。
1843年到1846年间,埃迪尔作为海关官员,随同法国全权大使嘎利力先生前往中国。埃迪尔等人乘坐木船,经过好几个月的艰难旅程,才在1844年到达中国的广东沿海。他的行李中,有几个巨大的木箱,里面装的都是刚刚发明不久的达盖尔法的摄影器材。埃迪尔在中国的旅行和工作中,拍摄了许多金属版的照片,这也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反映中国题材的摄影作品。
埃迪尔在中国的摄影活动,引起了当地人们的极大乐趣,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种神奇的机器。把一块像中国的铜镜一样的金属镜子,放在一个木箱里面,如同变戏法一样,镜子取出来以后,就能够把镜子里的景物固定住。当时的达盖尔法摄影术的金属感光版表面光滑、洁净,拍出的照片,确实像一面镜子里映出的景物。
这位首次在中国从事摄影活动的好心的摄影家,常常把拍摄好的照片送给被摄者。照片流传出去后,不但在普通民众中引起极大的反响,也惊动了广东的达官贵人。埃迪尔不但喜欢航海、摄影,也有记日记的习惯。从埃迪尔留下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他是如何为他的中国朋友们拍摄照片的:
“我去陈先生(Paw-sse-tchen)家里做客,用了一天的时间为他们全家拍摄达盖尔法的照片。陈先生的妈妈首先拍了第一张,但是陈先生的太太婉言谢绝了,于是我接着为陈先生的姐姐拍。这位姐姐皮肤很白,但是长得并不漂亮,而且脸上涂了白色、蓝色和黑色的粉彩。后来,又为两位少爷和佣人拍照。小孩也在相机前摆各种姿势,先后拍摄了三个多小时。这是街上传来了锣鼓声,是陈先生的朋友曹(Tchao-Tchum-Sin)带来了五位广东的大官,在众人的前呼后拥下走进大门。他们也是想要见识一下这种新奇的东西。”
“我从陈先生一家人行礼跪拜的姿势,看出来人的身份不一般,他们身穿绣花的丝绸锦袍,说明他们都是高官。其中最高阶级的事广东副总督富(Fao-Yuen),后面是当地驻军司令甘(Ysean-Keun)将军、海关关长蒲(Ho-Pu)、翰林学士何(Heo-Yuen)、粮食主管陶(Tuh-Leang-Taou)。陈先生把我一一介绍给来人。”
“照片洗印出来后,陈先生和他的孩子们看到了他们的照片,其中有一个孩子的照片和本人像极了。他们都很高兴。陈先生向来人解释摄影的各个步骤。这些人将我团团围住,都非常客气地与我握手,请求我为他们拍照。于是我先给副总督富(Fao-Yuen)拍摄了一张,冲洗后效果很好,我把照片送给了他。结果每个人都要求拍,于是我只好又去准备感光版,为他们拍照。”
从这些日记可以看出,埃迪尔和中国人相处得十分融洽,给他们拍摄了许多照片,而且都当场送给了被摄者。我们知道,当时的达盖尔法摄影,是在金属感光版上直接曝光成正像的,每次只能得到一张照片,所以埃迪尔留下的人像照片极少,都留存在被拍摄的中国人手里了,那些珍贵的照片现在或许还能在广东一带找到。由于路途遥远,埃迪尔带到中国的金属版不多,而且拍摄时程序复杂,先要把金属版打磨、抛光、清洁,再光敏化,然后用木制抽屉式相机在磨砂玻璃上对焦、装片、拍摄。拍摄后还要用水银蒸汽显影......拍摄一张这样的照片,的确需要消耗许多时间和精力。埃迪尔在日记中这样写到:
“当我走进我的工作室的时候,海关关长蒲(Ho-Pu)找我来拍照,接着有一位将军和我的朋友林(Tchao-Tchum-Lin)也来了。我同意给他们拍一张合影。拍摄了两张,我留下一张,送给他们一张。他们都很高兴。这位何(Heo-Yuen)先生和满人将军又要求我为他们每个人单独拍摄一张。我用达盖尔法为他们每个人拍摄,一直忙到天色昏暗,光线不合适拍照了为止。我一天换了十张到十二张感光版,累得筋疲力尽了。”
在中国,埃迪尔不但拍摄了一些人物照片,还拍摄了大量的广东一带的风景照片。他在拍摄风景建筑照片的时候,也详细地记录了环境和地点,如他在陈(Paw-sse-tchen)先生家里拍摄建筑照片,特别在日记中记录这是一位:“佩戴红色孔雀羽毛的顶戴花翎的第一等大官员陈(Paw-sse-tchen)乡间别墅的主楼”。在拍摄这座水上别墅时,他还尝试着改变拍摄角度:“我从人工假山顶部,俯视拍摄整个建筑,这是我在这里使用达盖尔法拍摄的第一张,从露台看过去,显示出房子的正面,前面有一个大的铁丝鸟笼,巨大的石柱支撑住房屋的底层,在布满莲叶的水池上延伸上来。”
1844年10月24日,中法两国代表在广州签署黄埔条约,埃迪尔作为代表团的随员,用达盖尔法相机,第一次把中法两国的这一外交活动,用摄影的方法记录下来,并且保存至今,给我们留下了最早的中国外交活动的珍贵影像。
埃迪尔在1844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记录下这一重大事件的拍摄过程:“全权代表们聚集在阿基米德号轮船上,法国和中国质检签署条约。”然后由埃迪尔导演拍摄了双方代表的合影。对于拍摄场景和人物,埃迪尔在照片背后写了一些文字,是为了以后给刻板画家制版时参考的,因为当时的技术还不能够把照片直接制版印刷出来。这些手写的文字把场景描述得非常详细:“拍摄场景在阿基米德号船尾,在那儿我们搭了一个棚子。海军上将塞西尔身穿制服;德拉萼尼先生穿绅士服装;耆英总督身着飘逸的灰色丝织长袍,没有饰物;德.费力耶与嘎利力穿绅士服装。海军上将坐在软垫长椅上;德拉萼尼先生和耆英总督坐在椅子上;德.费力耶先生靠在船舷上;嘎利力先生站着。”
这张弥足珍贵的中国历史上重大外交活动的合影照片,能够保留至今就是一个奇迹,而这张照片的拍摄就更是一个奇迹了,因为当时的达盖尔法摄影需要十多分钟的曝光时间,而拍摄地点有是在晃动的轮船上,可想而知,拍摄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对于这次拍摄,于勒.埃迪尔的助手,夏尔.拉瓦磊于1852年在《中国之旅》一书的第303页中回忆:“在船上有了达盖尔法相机,摄影师就不会让重现奇妙瞬间的机会溜走。中国官员都自愿按照他的要求摆姿势。光线是非常有利于拍摄的,但船的摇摆影响了画片的清晰度,这是无法克服的障碍。我们仍旧试着拍摄了;第二次的拍摄效果非常好,找你国人在这种快速真实的复制品面前都惊呆了,完全无法用言语解释这种奥妙。”
正是由于这张照片的拍摄,埃迪尔被誉为拍摄现场报道摄影的第一人。著名摄影评论家保罗.阿勒玛西在评论这张达盖尔法照片时说到:“摄影报道的诞生是1844年10月24日,那一天,拍摄了第一张现场报道照片,来记录我们所看到的和理解的。虽然没有刊登在报纸上,但这是第一次尝试着用摄影来记录一次活动。”
法国摄影博物馆馆长朱莉.高尔德韦勒女士是埃迪尔研究的专家,她对埃迪尔在中国的日记有如下评论:“总体来说,于勒.埃迪尔所撰写的一些描述文字,表现出对中国文明的仰慕与尊重---这在其他的殖民者的旅游日记中是找不到的。他的日记主要是中国文化和法国文化的对比,没有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在当时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在政治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他却坚持自己的立场,没有表现出西方鄙视中国的倾向。”于勒.埃迪尔出海的任务是开通有利于法国的贸易交流,他的目的之一也是学习中国陶瓷的制作技术和收藏一些样品,他在临别中国之前,在日记里写到:“西方对中国的压制性统治是不可取的。”
埃迪尔的日记不但详细记录了他的拍摄过程,也有一些没有留下照片佐证,但是详细而生动地介绍了当时中国的人文景观、社会生活等,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料。
在1844年9月5日的日记中,埃迪尔描述了中国的宗教活动:“仪式伴随着铜锣、大鼓和鞭炮声举行,在一大堆金黄色、银白色纸张燃烧的火光中结束。必须要说明,这里是用铜代替金,锡则代替银,这也就是烧纸钱,以这种方式供奉神仙,让他们闻到金钱的味道。”埃迪尔还对中国燃烧烟花爆竹与西方的燃烧蜡烛做了比较:“一些旅行者提到,中国人大白天放烟花,参加的人很多,让我们觉得非常吃惊。但是这些旅行者没有仔细看,放烟花并不像在我们国家为了庆祝才燃放的,而是一种宗教庆典仪式,就像我们大白天排着队伍点燃蜡烛一样,这样,我们也就不觉得惊奇了。”
埃迪尔于1844年10月18至19日,在日记第321页上,记录了中国普通百姓对世界上最新发明的相机的神秘感和好奇心理,这也是摄影和摄影器材第一次登上中国的土地,为国人所认知。“路过的中国人自愿配合我,摆出最佳的姿势,但是需要给他们看机器内部的结构,拍摄前会要求看一看磨砂玻璃上反射出来的影像。然后他们的惊叹声与欢笑声不绝于耳。”
埃迪尔深知对中国的中医针灸都有详细的描述,他在1845年8月16日的日记中写到:“我从中国医生家里出来,我注意到几个与针灸(针刺疗法)相关的解剖图。最难的是找到针刺点(穴位),即图形所标出的部位。在他家里,有间放满草药根与药剂的房间,这些草药可用于提纯血液,舒缓情绪,增强肠胃功能,促进排汗,驱散寒气等,房间里还有一些我认识的盐类或化学药剂。”
埃迪尔在中国拍摄的一些风景照片没有送人,还有少量的人物照片保存在埃迪尔手里。但是在乘船运回法国的漫长旅途中,保守海风海浪的侵蚀,加上一百年的风霜雨露,照片表面涂层已经受损。埃迪尔育有一子一女,埃迪尔的儿子生了12个孩子,经过一百七十年的繁衍,子子孙孙后代很多,这些宝贵的中国照片也散落在无法统计的众多后人手上。经过法国摄影博物馆的多年搜寻,现在还有37张11cmX16cm的埃迪尔在中国拍摄的金属版原照照片,保存在法国摄影博物馆中,有些照片后面还有埃迪尔亲笔写的说明文字。
埃迪尔先生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以建筑和景物为主,也有少量的民居家庭和人物照片,埃迪尔用现在看来最原始的、也是当时最先进的摄影方法,第一次把中国的山川大地、园林建筑、风土人情,凝固在照片上。埃迪尔先生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把在中国的经历和拍摄时的情景都用文字详细记载下来,使得这些照片有详实的文字佐证,图文并茂,史料价值远非金钱可以衡量。这些照片都是达盖尔法银版照片,是直接在银版上拍摄的正像照片,每次拍摄只有一张,与后来的玻璃版负像再晒印出多张正像照片的方法完全不同,所以又称为独一无二的照片,因此更加珍贵。
埃迪尔拍摄的人物照片选择拍摄对象的视角广阔,上至达官贵戚,下至贩夫走卒,据埃迪尔的日记所写,他现场为许多中国人拍摄了照片,都送给了被摄者本人,所以应该还有照片在我国国内。当然,经过一百七十多年的磨难,可能都已散失殆尽了。难能可贵的是于勒.埃迪尔像保护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照片一样,把在中国拍摄的37张银版法原版照片连同他的日记,完好的保存下来,并且一代一代地传给了子孙,最后收藏在法国摄影博物馆内,为我们中国最古老的摄影影像,留存了弥足珍贵的一脉。
埃迪尔回国后,晋升为马赛海关总署署长。1877年10月13日,在法国蒙彼利埃逝世,享年75岁。
图4-3 广州街头的民众,达盖尔法照相
法国摄影博物馆藏品照片
图4-4 澳门的塔型建筑
图4-5 澳门大普拉亚,达盖尔法照相
图4-6 在Tigre右岸拍摄的广州的欧式建筑物,达盖尔法银版照片
图4-7 广州的欧式建筑,达盖尔法相机
图4-8 广州,达盖尔法照相
图4-9 广州高官,达盖尔法照相
图4-10 Paw-sse-tchen全家照,达盖尔法照相
图4-11 佩戴红色孔雀羽毛的顶戴花翎的第一等大官员陈(Paw-sse-tchen)乡间别墅的主楼。在广东俯拍,达盖尔法照相
图4-12 广州一个有名的人家,达盖尔法照相
图4-13 法国和中国签署条约时,全权代表们聚集在阿基米德号轮船上,达盖尔法照相(照片的正面)
图4-14 法国和中国签署条约时,全权代表们聚集在阿基米德号轮船上,达盖尔法照相(照片背面埃迪尔手写的注释)